四年间，从拉斯克奖到诺贝尔奖，无留洋背景、无博士学位、无院士头衔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呦呦鹿鸣，一鸣惊人。
2015年10月5日，北京时间17时30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秘书乌尔班·伦达尔在瑞典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宣布，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给出的评语说：“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
早在2011年拿到号称“诺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时，屠呦呦和屠呦呦现象就已引人瞩目。著名科学家饶毅当时就已认定，屠呦呦有极大的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的称号不胫而走。
但是饶毅也有担心，屠呦呦毕竟年事已高。2011年，屠呦呦已经81岁，而诺贝尔奖向来只授予健在人士。“我们大家应努力使他们能在有生之年获得诺贝尔奖。”饶毅说。
如今，那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女人”，终于迈出了最后的一步。
首要贡献者
世上的事总是充满机缘巧合。比如，如果没有越战，屠呦呦的人生会有怎样的轨迹？
或许，这个在学生时代长得还蛮清秀、戴眼镜、梳麻花辫的女研究员，会在中医研究院安静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默默地度过几十年，研究一些中草药的化学结构，取得一些不大不小的成果。
其实，后来让她声名鹊起的青蒿素，就是这样得来的。只不过，把她带到这个课题的缘由，是一场战争。
1967年，越南战争陷入拉锯。当时，一种可怕的瘟疫席卷战区，杀伤力之大远胜于子弹炸药，造成的非战斗性减员是战斗性减员的4—5倍。这种古老的瘟疫正是疟疾。当时越南方面向中国求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1967年5月23日，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500多名科研人员组成的科研集体，悄悄开始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代号“523”，研究的指向明确——找到防治疟疾新药。两年后的1969年，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也参与进来。
那一年，屠呦呦39岁。1951年至1955年，她就读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生药学专业，其后分配到中医研究院工作。她仅有大学本科学位，也被召集加入“523”项目。
因为具有中西医背景，而且勤奋，在那个资深科学家大部分已被打为右派的年代，屠呦呦很快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带领一个小组的成员开始查阅中医药典籍，走访老中医，埋头于那些变黄、发脆的故纸堆中，寻找抗疟药物的线索。
屠呦呦研究组耗时3个月，从两千多个方药中筛出640个，又锁定到一百多个样本，最终入选的胡椒“虽对疟原虫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抑杀作用并不理想”。青蒿是当时的191号样本，虽然曾经有过68%的抑菌率，复筛结果却一直不好。
问题出在哪里呢？屠呦呦开始系统地查阅古代文献，希望能在古籍中找到只言片语，而这还真被她找到了。
这就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的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代替水或酒精来提取青蒿素。这抓住了“牛鼻子”——温度正是青蒿素（青蒿素到了1972年才获得命名，此时研究组尚不知这种物质的化学结构）提取的关键，过高的温度将破坏青蒿素的性质，使其抗疟性丧失。
参与“523”项目的单位遍布北京、上海、云南、山东等全国各地，人员也数以百计，这是一个具有浓重时代特色的大规模政府主导的合作项目。而屠呦呦，这个仅仅是助理研究员的女性，在此时成为了发挥历史性作用的那个人。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从不公布谁是推荐人，而凑巧的是，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的推荐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却在5日当天意外遭媒体曝光，而且这位知名疟疾研究专家从2010年就开始年年向评委会推荐屠呦呦。苏新专则是米勒同一实验室同事，同时也是协助米勒推荐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在两人的协力推荐下，屠呦呦2011年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为配合拉斯克奖的颁布，米勒和苏新专还写了一篇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发表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
在《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文章中，米勒和苏新专写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
苏新专接触了大量的“523”项目材料。他表示，屠呦呦在1972年南京召开的会议上首次提到青蒿素可有效杀疟原虫，是她把青蒿带到项目里面来；此外，她还很快意识到以往用煎熬和高温提取的方法可能破坏了青蒿有效成分，所以便将用沸点78℃的乙醇提取改为用沸点35℃的乙醚提取。这两大关键点，均是由屠呦呦第一个解决的。
首创性、关键作用，这就是屠呦呦2011年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最重要的原因。
永镌人类药物史
在发现青蒿素的有效性和温度的关系后，屠呦呦又做了几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没有办法做新药的临床试验的。为了疟疾病患的福祉，屠呦呦和同事们勇敢地成为了青蒿素的第一批志愿受试者。在确认了青蒿素提取物对人体是安全的情况下，他们前往海南省，在患有间日疟原虫和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身上试验该提取物的有效性。临床试验的结果激动人心：经治疗的病人疟疾症状迅速消失，这些症状包括高烧和血液中的寄生虫数量。而采用氯喹（治疗疟疾的传统药物）治疗的病人却没有这些临床收益。
积极的临床结果指引着屠呦呦研究组再接再厉。他们接着分离纯化了青蒿的抗疟有效成分。1972年，他们得到了提取物中的活性成分，分子量为282道尔顿的无色晶体，分子式是C15H22O5，熔点在56—157℃。
对这种无色晶体，屠呦呦研究组将其命名为青蒿素。
一种改变人类命运的晶体，出现了。
著名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同为诺贝尔奖得主的约瑟夫·戈尔斯坦曾总结，揭示（发现）和创造（发明）是生物医学进步的两条不同的路径。屠呦呦研究组在完成科研征程的第一步——发现青蒿素后，接下来就要进入下一步——创造，即把自然界的分子转变为药物。
这是比发现青蒿素更难的一步。
屠呦呦研究组很快发现，在菊科蒿属的植物中，只有黄花蒿新鲜叶子中在花蕾期含有丰富的青蒿素。研究组地处北京，平时做实验用的都是北京本地的蒿属植物，青蒿素的含量相对少得多。为了药物生产，他们迫切需要青蒿素丰富的蒿属植物。情况反映到“523”项目组那里，项目组很快在四川找到一种黄花蒿，符合制药要求。
屠呦呦研究组临床试验的第一种药物剂型是片剂，病人服用之后产生了不适感。后来查清原因，是因为旧压缩机器上生产出来的药片很难分解。研究组转而使用新的剂型——纯青蒿素胶囊，这次终于取得令人满意的临床效果。
屠呦呦后来回忆说：“本来看似关闭的抗疟新药开发的大门，再次向我们打开。”
随后，在评估青蒿素的各类衍生化合物时，研究组发现二氢青蒿素更加稳定，并且比青蒿素的疗效好10倍。更重要的是，用二氢青蒿素治疗后，病人的疟疾复发率更低。通过酯化过程向青蒿素分子加入一个羟基基团，增加了开发更多的青蒿素衍生物的可能性。
在苏新专看来，这也是屠呦呦最终连获大奖的一个重要理由。“她是青蒿素衍生物二氢青蒿素的发明人。青蒿素是脂溶性药物，水溶性不好。水溶性不好，药性就不好。而提高水溶性，服用后就比较容易吸收。二氢青蒿素吸收性能就比较好。”苏新专说。
在各方努力下，青蒿素类药物越来越完善。1986年，青蒿素获得了我国颁发的一类新药证书。青蒿素类药物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一种能够在疟疾早期阶段扼杀疟原虫的有效药物。
疟疾至今仍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一大顽敌，目前，全球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有45万人被疟疾夺去生命，其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地区的儿童。
与西方药厂生产的同疗效药物相比，青蒿素类药物不良反应轻微、治愈率高且价格便宜，被许多非洲民众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如今已使全球数亿人受益。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齐拉特说：“屠呦呦从中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这表明中国传统的中草药也能给科学家们带来新的启发。”她表示，经过现代技术的提纯和与现代医学相结合，中草药在疾病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了不起”。
评审委员会委员扬·安德森评价，得益于屠呦呦的研究，过去十年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50％，感染率降低了40％。
目前，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已经成为疟疾的标准治疗药物，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和相关药剂列入其基本药品目录。一项特殊历史时期的任务，最终转化成了全人类对抗疾病的武器，拯救了数不清的生命。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在讲述青蒿素发现的意义时如此表示：“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
“她真的爱它，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
10月5日下午，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老人皱着眉头。
媒体蜂拥而至。在几经争取后，10月6日上午，几家中央媒体的记者得以进入她的家中进行采访——从2011年因获得拉斯克奖而声名鹊起后，她几乎拒绝了所有的采访。
85岁高龄的屠呦呦听力已经不好，每个问题都需要重复几遍才能听清。她准备了一张纸，算是“标准答案”，一上来就拿在手里，对着念了一遍：“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获得诺贝尔奖是个很高的荣誉。青蒿素研究获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结果，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也标志中医研究科学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这样简单的语言之后，是她始终抱有的一个梦想：让中医帮助人类去征服全世界威胁生命的重大疾病，愿全球沐浴在中医阳光下的人们健康幸福。
屠呦呦的父亲是一位开堂坐诊的大夫。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屠呦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父亲的影响。那时，每当父亲去书房看书时，屠呦呦也会坐在他旁边，装模作样摆本书看。虽然看不太懂文字部分，但是中医药方面的书，大多配有插图，童年的屠呦呦十分享受那段简单而快乐的读图岁月，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屠呦呦爱上了医学。
父亲的诊所曾接诊过一位重症病人，病人已经去过不少地方医治，都不见好转。父亲很认真地察看了病人的情况，又问了家属一连串的问题，都没能找出病因所在。那天晚上，父亲茶饭不思，早早地躲进了小阁楼里，翻阅那些厚厚的医书。第二天，病人又一次出现在诊所里。这一次，父亲不再像昨天那样眉头紧锁，而是胸有成竹地给病人诊治，很快确定了他的病因，并开出了药方。没过几天，那位病人又来到诊所，这一次，他不是来看病的，而是给父亲送来一面大红锦旗。
多年以后，屠呦呦对此仍记忆犹新。“目睹了这一真实的事件之后，我越发觉得医生这一职业的伟大。治病救人，带给人新生，这样的善举，很让人感动。我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感觉特别崇高。我的眼前好像浮现出自己也穿上白大褂给别人医治的模样。我一定要做一个像父亲那样的好医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屠呦呦这样写道。
后来，屠呦呦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没有选择中医，而是选了当时绝大多数人毫无兴趣的生药学专业。这让她的父亲颇感意外，但屠呦呦此时对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她对父亲说：“药物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我认为只有生药学专业才最可能系统地探索中医药领域。中医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父亲沉思片刻，说：“我原以为、也只希望你长大了做好一个医生。没想到，你比我有更大的抱负！”
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屠呦呦很开心。她说：“因为这个时候，家人给予的支持是我前进的巨大动力。事实证明，我确实在未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这样的情怀，始终支撑着她在制取青蒿素的路途中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当时，在进行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出现过某些指标升高等现象。她的老伴李廷钊至今都记得，那段时间她每天回家一身的酒精味，那是她亲自服药试验留下的味道，而这样的以身试药，最后甚至导致她肝中毒。
她对此向来不悔。她说：“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就是一个挺欣慰的事。”
这两天，面对来采访的记者，她把两本书摆在沙发上，推荐给他们，说：“你们想知道我的生平，这里面讲得很详细了。”
两本书里，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前者她学术研究常用，厚厚的卷册已被翻得起了毛边；后者则刚刚从柜子中取出，藏青色的皮质封面还蒙着薄薄的尘土。
时间回到10月6日上午，她第一次接受记者集体采访。这次采访只进行了半个小时，谈话80%的内容都是“青蒿素”。她说，青蒿素这个药物来之不易，而且其疗效也不止于抗疟，大家要团结起来多做工作，“我在这个药物上做了一辈子，非常希望它能物尽其用”。
“她真的爱它，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一名记者感叹道。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屠呦呦的名字取自《诗经·小雅》中的名句。而根据朱熹的注释，这里的“蒿”指的正是青蒿。不知为她取名的父亲，是否想过，自己的女儿此后一生，会与这株小草结下不解之缘？（转自《中国教育报》2015年10月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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