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界考古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将“终身成就奖”授予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
作为世界考古论坛颁发的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是专门表彰在全球范围内享誉盛名、学术造诣深厚、对考古学领域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学者。在之前几届，这一奖项分别授予了科林·伦福儒勋爵、布莱恩·费根教授、白简恩院士等。这是论坛首次将这一奖项授予中国考古学家。
从物理到考古
1932年，严文明生于湖南，他的名字是父亲取自《尚书·舜典》中的“浚哲文明”，寄托着“智慧卓越”的期盼。在家人美好的祝福与希望的寄托下，从小严文明也不负期待，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1953年，严文明从长沙一中毕业，并将高考的第一志愿定为北京大学物理系，但却阴错阳差地进了历史系。
当时的北大历史系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3个专业，大学二年级分专业，时任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听说严文明的理科成绩不错，便动员他选择考古，但严文明却直言自己对于考古一无所知。听到严文明的回答，苏秉琦笑了，并对他说：“那正好，你学考古。考古尽管也划在历史系里面，但是它所要求的知识和研究方法都跟历史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考古要测量、要统计，数学、物理这些知识考古都需要。”带着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好奇，严文明被苏秉琦领进了考古之门。
正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越深入其中，严文明越能感受到考古研究的奥妙。
考古学授业于田野之间。大四那年，严文明在邯郸涧沟、龟台等遗址参加考古实习，从调查、挖掘到整理、编写报告，一个学期下来，对考古的热爱愈加强烈。而在逐渐深入的研究学习中，严文明在考古领域展现出的天赋也逐渐被“领路人”苏秉琦看到。大四毕业之际，
苏秉琦给严文明安排了新的任务：留校任教。
当时，北大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商周考古都有老师，只有新石器时代考古没有老师，而严文明的职责就是填补这一空缺，专攻新石器时代考古。
没有教学经验，严文明就去全国多个文物研究所，看他们库房里的东西，做笔记。他希望自己教授的课程，不只是填补学校的教学空白，更希望他能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出门道来，在整个考古学领域发挥作用。从1961年秋正式讲授“新石器时代考古”课程算起，严文明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半个多世纪。他编写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讲义初稿），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第一部教材，后来被各大高校考古专业沿用，为我国考古教学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仰韶到良渚
从事考古研究，严文明始终提倡不要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要立足田野展开实践调查。
在考古界，一直有一个关于仰韶文化的未解之谜，这还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说起。彼时，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国发掘出仰韶遗址，在此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研究就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仰韶文化的争论仍然此起彼伏，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和来龙去脉一直是萦绕在考古界的一个谜团。
为了解开这一谜团，严文明带领团队开始了漫漫探索路。
1960年，严文明第一次带领学生去洛阳王湾考古实习，他指导学生以地层清楚、分期细致的王湾遗址为标尺，来衡量附近的仰韶遗址分期。后来，他通过重新梳理仰韶村、西阴村、庙底沟、三里桥、半坡等遗址材料，阐明了仰韶文化从半坡类型到庙底沟类型的发展轨迹，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两期四段”，一举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之后被苏秉琦评价为“找到了一把开启整个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钥匙”。
“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开辟沃野千百里，首创石犁耕稻田。”在中华文明的进程中，良渚文化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多年来，严文明曾先后十多次带领团队到良渚遗址学习和考察，并被聘为良渚遗址群保护专家组成员，为此撰写了这首《良渚颂》，在考古圈中广为传播。
在此之后，他在论著中最先提出的良渚遗址的“中心区也应是一座城址”或“莫角山遗址是一座台城”的判断，成为良渚古城发现的先声。2007年，一座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严文明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几十载的考古生涯，严文明先后主持了20余次重要田野考古发掘或调查项目，足迹遍布大江南北，而正是这种立足田野的厚积薄发使他具有了学术上的前瞻性。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大学考古系正式组建了全国高校第一个考古学系，对我国考古学科建设和考古人才培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当得知获得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时，91岁的严文明表现得十分淡然，他说：“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
（来源：科普中国、我是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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